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灰犀牛理論——大數據帶來的決策困境
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 李耀华 2017-05-16 人民邮电报

“灰犀牛”成了近期的熱點詞彙,尤其是中國移動甯宇的離職告別信,更是將“灰犀牛理論”帶入一個新的熱度:“黑天鵝”代表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。比黑天鵝更危險的,是“灰犀牛”。

描述

“灰犀牛理論”由米歇爾·渥克提出,指的是在一系列警示信號和迹象之後出現的大概率事件。該理論認爲,灰犀牛事件之所以會産生巨大的破壞性,源自人們面對“灰犀牛”時五個階段的反應,第一階段是本能的否定,第二階段是得過且過,第三階段是嘗試去回應,第四階段是驚恐,第五階段是崩潰。

灰犀牛理論描述的是決策者當前所面臨的困境:即使擁有海量信息,仍然有很大可能作出錯誤的決策。甚至海量信息本身會給決策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。簡言之,在大數據時代,海量數據本身並沒有改善決策的質量。

決策,是管理的中心。決策者在進行決策時必須擁有很多信息。基于這一前提,很多人認爲大數據將大大提高決策的效率和效果。大數據“所見即所得”的巨大優勢將推動決策簡單化,甚至自動化。然而事實很可能恰恰相反,大數據帶給決策者的是空前的挑戰。

根據公開媒體的報道,“9·11”事發前美國情報部門就已獲取了足夠必要的信息,中情局甚至掌握了恐怖分子的通話記錄和個人信息。但在海量的機密信息中,決策者沒能理解其中的關聯,尤其無法對嫌疑犯的行動作出判斷,從而無法作出正確的決策。

當人們看到“灰犀牛”遠遠奔過來的時候,並不能判斷它是否會中途改變方向,以及它究竟會給自己帶來多大的傷害。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?

第一,以西蒙爲代表的決策理論學派認爲,由于人類生理和心理固有的局限所造成的有限理性,非常容易造成選擇性注意和價值偏見,反過來又限制注意廣度和知識信息的獲得。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:人們往往接受“願意接受的信息”。人們這種認識缺陷是天然存在的,就算再有海量的數據,人們往往還是“自動”接受那些“願意接受的數據”。

第二,大數據分析的前提,是我們認爲足夠的海量數據能夠高度擬合事實本身,並且這種擬合能對事物運行趨勢作出准確的判斷。但其實很多難以量化和評估的因素,如“創新”“公衆情緒”往往極大影響發展趨勢。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數據的預測准確性。

第三,對決策者而言,作出決策時的稀有資源不是信息,而是處理信息的能力,數據噪音反而加大信息處理的難度。美國耗費巨資采取大規模監控,但效果甚微。如同斯諾登在接受采訪時所說:“大規模監控的問題在于,我們在向不理解的情報內容中添加了更多的內容,如美國公民日常生活的信息。這加劇了我們的信息處理難度。”

點評

大數據本身並不能帶來好的決策,如果使用不當反而會帶來更大的決策危機。借鑒灰犀牛理論,決策者應該關注以下幾方面:

第一,采取“遊獵攻略”,關注大數據所帶來的新的思考維度,尤其是海量數據所揭示出的規律性的例外情況。根據德魯克的決策五要素模型(問題的性質、邊界條件、正確方案、執行措施和評估反饋),大數據最有作爲的就是在問題的性質界定上。通過大數據,可以及時發現公司運營中被忽略和遺漏的信息。當這些信息呈現出規律性時,即使這些信息不是那麽緊急,決策者也需要開始行動,做好迎接的准備。此外,采取必要的對沖機制也是一種可行的方案。

第二,在大數據時代,系統思考能力的重要性更加凸顯。在數據的汪洋大海中,如果沒有足夠的系統思考能力,決策者將陷入細節,根本無法找到正確方向。對于各級決策者,要盡量以更宏觀的視野和更系統的思考,准確界定問題,明確決策的影響邊界,要避免由于數據而帶來的應激性管理沖動。

第三,數據從來就不是萬能的,決策者需要的是深入實際。詹姆斯·斯科特在《國家的視角》中描述了數據崇拜帶來的惡果:依靠地圖重建社區,卻完全不知道其中民衆的生活狀態;依靠農收數據決定采取集體農莊,卻完全不懂農業生産的規律;依靠圖紙數據天馬行空地進行規劃,過度強調整齊劃一,忽視多樣性和地方傳統。與查看各種報表和曲線圖而作決策相比,決策者到基層傾聽客戶的抱怨,體驗員工的辛勞,感受市場的多元化,會更有助于作出好的決策。